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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实味反党冤案为何在91年才平反

发布时间:2019-06-11 20:00:44
一幕催人泪下的悲剧。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!
  
 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,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实味,在《解放日报》上陆续发表了《政治家·艺术家》、《野百合花》及《硬骨头和软骨头》等杂文,被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上升为政治问题,随着又居心险恶地给王实味罗织捏造了“反党集团成员,国民党特务,反革命托派分子”的罪名,又由他口头发话,于1947年1月,将王实味在山西兴县枪决。这是一起莫大的冤假错案,制造这起冤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康生。
  
  王实味被处决后第二年,毛泽东才知道,当时发了脾气,并气愤地说:“赔我一个王实味!”1948年8月,李克农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(此时康生已离任)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报告,对处决王实味的错误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。李克农为顾全大局,维护团结,在报告中只字未涉及康生,而康生装作一无所知,没说一句担负责任的话。
  
 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。4岁丧母,6岁上小学,13岁小学毕业(当时小学7年制),17岁中学毕业(中学四年制)。他从小学到中学,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因受父亲薰陶,古文功底较厚,他的老师曾夸他是“天上的玉麒麟下凡”。
  
  年轻的王实味,爱憎分明,追求真理,追求光明,钦敬和追随中国共产党,并于1926年1月,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但由于王实味个性强,脾气拗,敢直言,常和党支部书记闹意见,敢争吵,于是被党支部书记开除了党籍。后来又经过他再三努力,于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但给康生造下口实,说他是托派分子。
  
  刘萤和王实味相知相识,又经过一年多的接触,她深感实味是个坚信共产主义、是非分明的好青年,他们相互了解,加深了友谊,终于1930年1月结为夫妻。这期间,他在上海笔耕甚勤,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和短篇小说。他的短篇小说《小长儿和荔枝罐头》、《杨五奶奶》和中篇小说《休息》,曾受到胡适和徐志摩的重视和赞许。当时王实味革命热情很高,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,经常与杜宏远等人在一起忙于救亡工作(杜原是北大党支部委员)。
  
  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,抗日救亡热浪席卷全国,王实味和妻子刘萤一致认为应该马上到延安去,因延安是他们向往已久的地方,那是革命的摇篮,是抗战的策源地。当他们决定去延安时,妻子刘萤已是孕妇,一个孕妇再领两个孩子,当时路途险恶如何去得延安?于是刘萤决定打胎。吃了两副药都不见效,怎么办呢?经过商量,决定让王实味先去延安,刘萤暂时回长沙娘家。在长沙设法住院或手术,那里有家人照顾,可以较好地休息,等身体恢复后再去延安。于是1937年9月,王实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郑州,之后,由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沙,王实味于当年10月去了延安。
  
  王实味到了延安,不断给妻子写信,一是问打胎情况,二是问何时去延安?刘萤在长沙吃了几剂药仍不见效,情况异常。幸亏嫂子张罗,安排在德国一家医院做了手术,取出死胎,总算没丢掉性命,但身体虚弱,此时,日寇已渐向武汉推进,再经铁路去陕西已不可能,只好在长沙住下。
  
  1938年7月,日寇大举进攻武汉,长沙百姓也开始逃难,刘萤和姑母拖儿带女逃到了湖南桃园县。此时王实味的信由刘萤在省立四师教书的同学余书云转给她(省立四师也在桃园),1938年10月,省立四师迁往辰溪,此时,刘萤想去延安,结果延安没去成,与余书云也失去联系,从此,刘萤与王实味断绝了音信。
  
  1940年,经友人来信要她经重庆去延安,并说到了重庆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,并寄来130元钱给她当路费。她带着孩子经水路到了常雅,但因宜昌失守,水路不通。她们又从陆路到了沅陵,此时她手中的钱所剩无几,无奈只好由在桃园居住的一个邻居介绍,来到了沅沣县沅沣中学任教,直到1947年底才回到长沙。
  
  1948年开始,刘萤在长沙市郊云峰中学教书。1949年2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,担任了联络员。1949年8月,长沙解放了,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念高中和初中,她们看到解放军入城的队伍,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。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放了,刘萤和孩子们以为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,特别是刘萤以为天天盼望全家团聚的日子就要到了,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全家的团聚已不可能了!
  
  长沙解放后,刘萤一面工作一面到处打听王实味的下落,但毫无结果。这使她焦急万分,她曾写信给中组部询问王实味在哪里?得到问答是:“王实味在敌人进攻延安时,要求到敌后工作,得到组织批准,从此失去联系。”
  
  后来,又有人说实味可能在东北,正好1950年4月,吉林省教育厅到湖南招聘教员,经十二兵团介绍,刘萤去了东北。到吉林省后分配到吉林市女中教书。1951年暑期刘萤参加思想改造运动,才得知王实味在延安整风时犯了错误,但没有人告诉她详情。1954年春,刘萤被下放到蛟河一中工作,两年后,又从蛟河一中(县城)下放到蛟河二中(新站镇)工作,刘萤尽量不去想这一再调动的原因,甚至别人调工资她反而被降一级,她也不在乎。在蛟河二中工作时,她的工作态度和成绩终于赢得当地政府、学校党支部、老师和学生们高度评价,可有时一想到实味下落不明,她心里像压上一块石头。她女儿再次写信到中组部询问父亲下落。这次回答是:“王实味到台湾去了。”她们还以为是派到台湾去做地下工作了呢?她怀疑中组部所说的情况是否可靠?左思右想,责怪自己:“应该相信组织”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全家团聚。
  
  1962年,她已到了退休年龄,但学校应她要求又干了三年义务工作(后来学校要给她补发工资,她说捐图书室买毛主席著作吧),直到1965年她才依依不舍地离开她所热爱的教育事业,开始了真正的退休生活,户口迁到了长春,住在女儿家里。为了照顾孙子,1970年她又将户口转到吉林伊通县儿子家,1981年,她们又来到了湖北二汽与儿子、儿媳、孙子、孙女一起住在十堰。
  
  直到1978年的一天,她和全家一起听中央电台广播,忽听到播音员说出了王实味的名字,她顿时紧张起来,屏住呼吸仔细听着:怎么说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,天哪!他竟被处决了!她顿时昏倒,待她清醒过来时,孩子们都守在她身边流泪。她已经72岁了,岂能经得住如此巨大的打击,后来得知王实味的罪名:反党集团成员;国民党特务;还是反革命托派分子。她听后,万分气愤,凭着她对王实味为人极透彻的了解,她当即断然肯定这些罪名是强加在他头上的,纯属政治诬陷,这是千古奇冤,可何时能昭雪呢?
  
  1979年冬,中央已在批两个“凡是”。她决定去北京为实味申诉,要求中央为王实味平反,于是她为王实味清白而奔走呼号!十多年来,她与女儿不断地给中央写申诉信,并多次到北京上访,她感到虽有党内外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,然而争取为实味平反的路毕竟是漫长而艰难的。
  
  事情终于有了进展,1982年2月,中组部否定了“反党集团”的存在,1986年8月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出版,有关王实味注释改写“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、特务一事,据查不能成立。”1991年2月,公安部下达给王实味彻底平反的决定,并以“同志”相称。刘萤终于得到了些许慰藉,但她的心里始终存有说不出的滋味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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